2020年11月，江西撫州高新區公開招聘五級主辦工作人員的崗位表，引發網友熱議。
這份崗位表顯示，撫州高新區黨政辦公室、人社局、財政局、審計局等14個招聘單位的綜合崗、管理崗及綜合文稿崗等20個崗位，都標注了要求“男性”。
隨后，有網友質疑，如此招聘涉嫌就業性別歧視。今年1月10日，江西撫州高新區黨群工作部回應稱，部分崗位之所以限制男性，綜合考慮了身體素質與崗位工作強度等因素。由于工作崗位性質特殊、環境艱苦，且需要經常加班、從事外勤工作或奮斗在一線從事基層工作，因此設置了只限男性的條件。
這樣的“門檻”并不少見。某知名互聯網招聘平臺發布的《2020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》顯示，27%的女性都曾遭遇過“求職時，用人單位限制崗位性別”的情況。
江西撫州高新區黨群工作部回應稱，此規定同時參考了國考、省考的一些做法。“建議信訪人多留意其他招考信息，考取更適合自己的崗位。”
就業性別歧視對高校女大學生尤其明顯
江西撫州高新區的回復并非毫無來由。
此前，針對國考招聘的性別側重問題，澎湃新聞的統計結果顯示：2021年招錄的崗位中，除去接近平均分配性別的稅務局崗位外，還剩5776個崗位。在這些崗位中，35%的崗位標注了偏好男性，5%的崗位寫了偏好女性，剩下的60%沒有寫性別偏好。
元元是微博平臺@就業性別歧視監察大隊的志愿者。做志愿者3年以來，她切身體會到，針對女性的就業歧視細分到各行各業，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。她認為，如果國考、省考存在一些限制女性報考的工作崗位，那其他地方的招聘也會參考。
某家大型國企的HR負責人宋強告訴記者，考慮到建工工作強度和女性的抗壓性，每年校園招聘時，HR往往會對就業中心提出“只要男性簡歷”的要求。即便學校提供了部分女性求職者的簡歷，也不太可能會被選中。
“基本上90%左右都是選擇男性，但不否認有些女性也可以勝任工作。”宋強坦言。
我國勞動法規定，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就業權利。在錄用職工時，除國家規定的不適合婦女的工種或者崗位外，不得以性別為由拒絕錄用婦女或者提高對婦女的錄用標準。
但法律所起到的警示作用有限。北京中銀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楊保全律師在接受中青報·中青網記者采訪時稱，從目前來看，我國仍存在著比較嚴峻的就業性別歧視現象。許多用人單位鉆了法律漏洞，公然在招聘條件中明列僅限男性的要求，從而直接將女性排斥在崗位之外。
楊保全表示，這種情況在女大學生就業時表現得尤為突出。
據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2015年在北京等地多所高校開展的調查顯示，高達86.6%的女大學生受到過一種或多種招聘性別歧視，工科女大學生占80%以上。
很多時候，性別要求已經成為女性求職時的第一關。@就業性別歧視監察大隊 目前在微博上擁有近50萬粉絲。每天，都有網友將用人單位招聘啟事中的“僅限男性”的要求私信他們，求舉報。
元元認為，求職是一個雙向選擇的過程，招聘單位應該將工作強度等維度量化展示。求職者可以根據自身情況進行評估，而不應該以性別為由淘汰整個群體。
保護女性的規定，反而成了招錄“顧慮”
在楊保全看來，職場性別歧視不僅表現在就業機會不平等，就業待遇、晉升機會等方面的同樣存在“不言自明”的差異。相對于就業前的顯性歧視，后者則更為隱蔽，也更難定性和監管。
由于企業需要為生育女員工支付報酬費用和保險費用、調整用工安排，他們所承擔的經濟支出也較多。部分企業為了規避這類經濟支出，而直接不招錄女性。這些原本是對女職工保護的規定卻成了企業不愿招錄女性的“顧忌”。
這并非沒有實例佐證。宋強告訴中青報·中青網記者，其單位的女性一般從事輔助性工作，不僅對應的薪資水平較低，晉升通道也往往更為曲折。如若女性有婚育需求，單位出于對其工作精力的考量，往往在各方面做好應對之策，“在女性98天產假期間，單位會培養一個類似于替代者的工作人員，以備不時之需。”
受勞動法約束，用人單位不得在孕、產、哺三期解除或終止女職工的勞動合同。但據宋強了解，一些企業會讓職工“主動”提出辭職要求，譬如，將其調往偏遠地區或崗位，在照顧家庭的需求下，被迫辭職。
這些做法在宋強看來十分常見，很多人有固化的刻板印象，比如“女性在平衡家庭和工作方面，往往會付出更多努力。”
“女性的生育成本暫時沒有社會化，企業在這方面不愿意承擔較多費用，這是職場性別歧視的一個重要原因。”元元說。
2020年兩會前，元元和志愿者團隊向人大代表提出建議：延長男性的陪產假，落實強制性產假。在她們看來，只有把男性的家庭付出成本提高，才能改善職場中的不公平現象，同時也能提升男性家庭育兒的責任感。
保障女性平等就業，這條路很長
有媒體曾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以“就業歧視”為關鍵詞進行搜索，結果發現，裁判年份2010年-2020年相關判決書及裁定書共152篇，而其中以就業歧視原因為判決理由的卻不到一半。
在某社交媒體上，一篇題為“被問何時生育，怎樣回答讓面試官滿意”的支招文章，被不少網友轉發收藏。面對貌似“無解”的現實問題，很多女性求職者只能選擇被動適應。
其實，推動平等就業的政策是更多了。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，對女性就業方面的規定集中在保護婦女的平等權、公平就業權上。如勞動法、就業促進法、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中，都明確規定了用人單位涉嫌就業性別歧視時需要承擔的法律責任。
2019年2月，人社部、教育部等發布了《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、教育部等九部門關于進一步規范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》。其中要求，對用人單位、人力資源服務機構發布含有性別歧視內容招聘信息的，依法責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，處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的罰款;情節嚴重的服務機構，將吊銷人力資源服務許可證。
但在楊保全看來，我國到目前為止并沒有一部十分完善的反就業性別歧視法。現在對就業性別歧視這一問題的規定過于概括，適用性不高，在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。女性遭遇性別歧視后如何舉報用人單位、舉證責任如何分配等問題，在我國法律中體現并不多。
楊保全認為，二胎生育政策的實施，無疑會對女性就業產生進一步的影響。“未來整個國家、民族將會獲益于人口政策帶來的福利，女性群體單獨承擔相關負面影響，這是有違公平與正義理念的。”
有效推動就業平等的路依然很長。楊保全建議，在繼續完善立法和生育政策的基礎上，成立一個專門的平等就業委員會，負責反就業歧視工作的組織、協調和指導，在當下來看迫在眉睫。
“有了專門機構，更有利于保障法律法規落到實處。”他說。